顺便再国内学界散发。赵天麟读完之后对何锐颇为欣赏,当即行动起来。这些书每一本都印了数百册,按照欧美习惯,向京津两地学校写信推荐,请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收藏,向青年学子推荐借阅。
各个大学也都给赵天麟个面子,收藏了何锐的这些著作。两人自此成了笔友,经常书信往来。
听赵天麟想交流,何锐郑重保证:“当与赵兄聊到尽兴。”
两人虽然当了一年笔友,却是第一次面对面的畅谈。从世界局势,到欧美的思想学术。赵天麟聊的畅快。聊完几个话题,赵天麟又问道:“何兄刚从日本回来,如何看国内的局面?”
“不知赵兄怎么看?”
“当下各地督军当政,横行不法。国家这么下去怎么能好。”
“赵兄所说的没错,中国此时已经政令不通,军令不畅。再这么下去,只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
赵天麟叹息一声,“唉……何兄以为,若是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完备法律,可否能扭转当下的局面。”
何锐莞尔一笑,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欧美有些迷信,总是幻想照搬照抄一些条例制度,瞬间扭转政治局势,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当下笑着问道:“赵兄是哈佛法学博士,以赵兄看来,法律制度能在国家中起到什么作用?”
赵天麟微微一怔,倒不是问题深奥,而是太过简单,他并不认为何锐连基本的法律制度概念都不知道,便试探着问道,:“请何兄指教。”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我们一般用法律或体制工具实现三个目的:其一,对国家社会财富按照一定规则进行分配;其二,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的政府公共产品服务如国防、治安、医疗、教育等等;其三,为国家社会秩序运行所产生的成本进行摊派。”何锐严肃的说道:“所以它本身无所谓救国救民,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赵天麟大为惊讶,这套理论与当前的法律界的公平正义理论认知颇有差异,但又很有见地,不禁追问道:“难道何兄以为,我们不应该制定一套法律制度,实现公平正义以及推动整个国家兴旺强盛吗?”
“谁的公平?谁的正义?”何锐一指窗外:“每天早晨,天津租界工部局会派人从街上收拾尸体,少则数十具,多则上百具,在上流社会看来,此事稀松平常;但在贫苦百姓看来,这可是个人吃人的世道。”
赵天麟颇为尴尬。
何锐笑道,“所以我说赵兄,既然谈法制,就得先谈是谁的法制;既然要谈救国,恐怕先要搞清楚救谁的国,若是连赵兄这样的志士都对天津的路倒尸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这个国不救也罢。”
赵天麟怔怔地看着何锐半晌,脸色来回变幻,终于叹了口气,勉强说道:“那以何兄之见,当下的中国该如何是好?”
何锐此时平复了情绪,“办法自然有。中国所需要的法制当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目的,去除生产者身上的束缚。而为实现这个目的,则又必须优先解决生产资料重组与国防安全问题。”他指着窗外的那座教堂尖顶,“不清扫那些地主劣绅和买办,不打发我们的列强朋友走人,不论什么法律制度都是没用的。”
赵天麟有些犹豫,“难道没有更和平更宽松的办法吗?何兄,无论如何,暴力总是……总是……不好的吧?”
何锐微微一笑,这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何某选择从军,就是因为如今的中国,有些事情已经无法用嘴、用笔来解决了,想来华盛顿、克伦威尔应该和我的想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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