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革结束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的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大环境很紧张，没有人愿意来私营企业工作，即使像pcfans俱乐部这样的大公司也几乎招不到一个人。
“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天不解决，这种倒春寒现象就一天不能杜绝。”范无病抚着额头说道，“对于一个希望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民族复兴经济腾飞的大国，中国的政策面必须保持一个稳定持久的方向，我们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是把网烧掉或把船凿沉，这都是非常有害的行为。”
“为了避免受到更大的冲击，很多私营企业主都把工厂的所有权交给集体了。”范婷接着说道，“这在当时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避祸的手段，比如说山东临沂的王廷江，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价值四百二十万元的白瓷厂和一百八十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还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的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一百八十万元的电缆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红帽子。”
“呵呵——”范无病苦笑无语。
事实上在当时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除了最知名的万宝邓韶深之外，还有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宝德有色金属公司的余振国等。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到一九九零年三月为止，广东全省共有两百多名厂长经理外逃，携款额为一亿八千万元。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你弄了个港资与美资的帽子戴着，恐怕也得走这一条路了。”范婷最后说道，“尽管如此，从去年到现在我们受到的影响也很大，很多国营单位的客户都希望绕过我们，直接同美国公司订货。”
范无病叹了口气道，“呵呵，事实上在当年创业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所以才会大费周章地给自己扯上几层保护伞，如今看起来，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是私营企业挤占国营企业资源和市场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制度会否产生变化的问题，而是改革开放当中的一个小反复，历史发展的工程从来就是螺旋上升的，每一次社会的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比如英国的工业革命，就牺牲了无数农民的利益，而在我们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很多时候，是需要流血的。”
pc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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