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应允后,有感而发道:“高先生大展拳脚、勇往直前的豪气,真让人羡慕啊。”
高弦观察了一下霍应东的神色,感觉他确实是在抒发自己此时的心境。
对此,高弦倒是颇能理解,
因为,在一九六七年之前,霍应东在香江商场,绝对称得上意气风发,纵横捭阖、从未失手;但在一九六七年之后,霍应东明显遭到打压,不得不隐藏锋芒、低调行事。
有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霍应东的这种处境。
第一个例子,是一幢名为星光行的商业大厦,由霍应东和其它几家财团,各自出资七百五十万港元,总计三千万港元,共同兴建。
不过,在除了霍应东出资七百五十万港元之外的二千二百五十万港元里,有一千万港元,是由霍应东做为担保人,从惠丰银行贷的款。
换而言之,在星光行的投资上,霍应东总共承担了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
这一方面反映出了,霍应东的财大气粗、资金充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霍应东对星光行的看好。
可惜的是,自此开始,霍应东遭到了毫不掩饰的打压。
首先,米国驻香江领事放话,星光行的租户,无法购买,包括收银机在内的所有米国商品。
这招一出,星光行的招租运作,顿时为之一顿。
霍应东的应对方法是,降低租金,每呎只要九毛钱。
果不其然,租户又被勾起了兴趣。
米国人出过场了,英国人自然跟上。
香江电话电报公司发出通知,星光行租户的电话开通时间,无法得到保证。
连基本的电话业务,都不能开通,租户们自然彻底打了退堂鼓。
局势发展到这里,星光行的股东们,就不想耗下去了,赶紧卖掉这座商业大厦,一了百了。
按理来说,以霍应东的财力,直接买下其他财团的股份,再自然不过了。
不过,有股东不同意,原因极具“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之特色——本来大家是地位平等的股东,可一旦霍应东收购全部股份,那其他股东岂不是一下子显得不如霍应东,地位上矮了一截!
于是,置地公司以“友邦”的角色出现了,出价三千七百五十万港元,收购星光行。
结果,收购到一半,置地公司又出了损招,只能先给一千七百五十万港元的现金,剩余的部分,则用商业本票欠着。
可以说,霍应东不但被打压得损失惨重,还以一种屈辱的方式,把星光行拱手让给了置地公司。
霍应东遭到明显打压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他看好新兴的货柜航运,于是独自投下了葵涌一号货柜码头。
这时候,港府提出条件,霍应东要保证,每年在码头停泊至少二十万个货柜,才能发展该项目。
要知道,现阶段,整个香江,都没有二十万个货柜。
万般无奈之下,霍应东只好放弃已经到手的葵涌一号货柜码头。
到此为止,霍应东要是还不明白,自己被美英精准打压,那他的苦头可就白吃了,而霍氏有荣工程公司,承建文莱斯里巴加湾货柜码头及深水港,未尝不是在香江发展空间受限后,到外面寻求突围。
高弦琢磨,以霍应东目前的处境,忽悠他到香江之外的“非西方主流”市场投资,应该有很大的实现可能。
当然了,霍应东在香江所遭受的打压,并非没有触动,意欲和怡和争夺牛奶公司的高弦。
不过,在高弦看来,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亨,进而任何势力动手前,都要考虑所需付出的成本。
就像阿莫德·哈默那样,冷战的铁幕,也不能阻挡他穿梭于西方和东方的脚步。
有些例外,真实存在,只不过大众不得而知罢了。
高弦只要做好这些例外的“搬运工”,便足以创造各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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