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随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胡拾,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
林子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非常年轻。但很有才华,在西方有影响力。
“但我倾向于梁启朝,因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说道。
这是1924年,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
同时,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
然而,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
这一次,斯文赫定来到北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
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
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
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提倡保护中国文物,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
经过不断宣传,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
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有了前车之鉴,难免惹人生疑。
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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