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原罪”,从李自成、李过时代开始,湖广、江西等地的士绅就始终对李顺政权若即若离,甚至还抱以敌视的态度,这从当初李过开科取士应者寥寥就能看得出来。因此,李顺政权一面继续与地方士绅联络感情,一面将裁汰下来的大量军士(因为农民军的特性,军队数量庞大,且男女老少皆有,品流复杂)安置到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各府县,开垦荒地、充实地方的同时,也能加强大顺朝廷对基层的掌控力。
后来,随着东岸人果断介入中国局势,清军大举南征遇阻,李顺政权转危为安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三省士绅与大顺政权表面上的敌对没那么强了,合作开始渐渐变得有了一些融洽。但考虑到以前的局面,李顺政权上层对这些人始终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尤其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将、老帅乃至皇帝(李过、李来亨父子)很多都还在世,他们自然不可能对士绅们的那一套有多少好感。
相反,出身底层、文化水平偏低、思维不受腐儒条条框框束缚的他们,对于如何快速捞钱、生产粮食、制造军需物资很感兴趣,即对来自东岸的那一套倒比较中意。再加上彼时东岸一方也有意扶持,给他们转让了一些技术和设备,同时帮着在烟台学院(原抗清军政大学)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人与湖广、江西原本比较微弱的资本主义火星相结合,花了足足二十年时间,最终将这些小火星发展成了小火苗,也是相当之不容易。
客观地说,这些资本主义作坊为李顺政权生产了很多财货,并通过行销各省赚取了大量利润,即李顺政权等于是用商品经济来从周边诸省吸血,进而供养己身。不然的话,你以为光靠东岸人的援助,李过、李来亨父子二人就能维持得了规模如此庞大的军队么,虽然那些士兵的待遇看起来并不高。
但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发展的初期,自然都会面临传统文化、思想、体制的重重压制,严重阻碍甚至消灭其发展,除非你能找到一处如华夏东岸共和国那种白地,并一开始就确立好规则,然后慢慢往里面填人,并小心翼翼地呵护维持原有秩序的不改变,如此才能平稳发展起来。可在顺国境内没有这种条件,于是便很轻易地就导致了新生势力与传统社会的碰撞,进而严重到割裂了整个社会,造成了无数的问题。要知道,衡阳、南昌、赣州等地,就经常发生一些工坊被打、砸、烧、抢事件,前往城里做工的工人也被乡下族长索回,在这个时候,因为人才储备的不足,很多地方州县的官员都是士绅出身,他们在处理此类事件时甚至还偏袒那些所谓的乡贤、族长们,痛斥制造工坊“终日逐利,败坏风气”云云。
东岸人为了保住李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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