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脑子想着发财的投机客,被流放至此的天主教徒,傲慢而英勇的东岸军人,来自苦寒之地的土包子,当然也少不了本地的汉族商人或士绅,大家互相不习惯(或者说歧视)却又不得不互相相处,时间长了人们的思想、习俗、观念和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微小却深刻的变化。
如果说东岸与欧洲在经济商业上的交流,促使欧洲人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的话,那么定海港这座商业重镇每天所发生的文化碰撞,大概也间接促进了县里乃至宁波府部分汉族开明士绅商人阶层的“睁眼看世界”。东岸人在不经意间,竟然被动充当了在东西方两大世界间传播文明的大任,世事之离奇,大概莫过于此了——欧洲人在想方设法研究东岸流出的机械和动力技术,而宁波府一些有钱有暇的士绅子弟(多为投靠东岸的维稳会士绅子弟)也开始重金求购东岸本土的一些出版物,比如报纸、杂质乃至小学教材等。
或许有人说他们是想研究“东学”以更好地服务东岸老爷,但不管怎样,这些人在客观上接触了更为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假以时日,这种潜移默化式的文明传播的威力不可小视,尤其是在上头并没有一个禁锢他们思想的政府的情况下——东岸这个外来政权纵有百般不是,但有一点,行事公平、赏罚分明、待民宽厚,且不禁绝各类稀奇古怪的想法,更不歧视商人和工匠(相反还鼓励),只要你不去触及他们的底线,你干什么都行。毕竟他们这个政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搜罗移民,其次是搞搞商业,其他的暂时还懒得管。
好吧,言归正传。话说台湾银行这半年多来连着与荷兰红毛做成了好几笔大生意,尤其是荷兰本土的训练抵达巴达维亚,且大洋上东南风起的时候,数量多达八艘的荷兰商船从东南亚满载稻米抵达定海港,与台湾银行之间展开了生丝茶叶换粮食的贸易,合作相当愉快;此外,大员港那边的台湾银行总部——目前由韩银、桥口顺之助二人暂领——也收购了相当数量的台湾蔗糖、樟脑、檀香木、虫胶等商品,并运回宁波府等地销售。
这些生意的完成使得台湾银行总计获得了约十一二万元的利润,财务状况比起去年(1659年)年底时大有好转,因此这才有他们斥资一万多元买下了江边的这座天主教堂,并将其改建为台湾银行定海分行新总部的举措,实在是兜里有钱底气足啊!
而且,随着生意规模的越来越大,宁波府乃至登州府一帮跟着做生意的客户,也开始在台湾银行内开设专用账户并存入一定量的现金,这又大大增强了该银行的资金实力。君不见,定海县大商人钱某刚刚投资了两座大砂场,所需款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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